黄海涛：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头部之学和根部之学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头部之学和根部之学

——小议中医药文化的根和魂

黄海涛

一、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瑰宝。

1、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条主脉。

黄河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流域唯一连续不断延续到今天的文明。黄河文明滋养下的中医药文化，连续不断地陪伴着中华民族一路走到今天。

近代著名文化学者梁漱溟早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系人类文化之“早熟品”。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也说，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各个文明的主流哲学与宗教诞生了。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轴心时代在中国的文化大爆发，极具震撼的是百家争鸣热烈局面的出现。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局面。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黄老之学”已融于诸子百家。黄老之学是黄帝文化（实为炎黄文化，下同）和老子学派的合称，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其学派思想发展主要分为两大主题：技术发明和政治思想，具有极强目的性、操作性，因而除了被社会接纳为认识自然、改造社会的工具，还被历代政治家纳入治国方略的指导思想体系之中。

实际上依附于黄帝的不仅仅是老子的道家，黄帝文化影响波及诸子百家。《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左传》、《国语》、《周易》、《商君书》、《韩非子》、《庄子》、《管子》、《尉缭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纷纷引述黄帝文化的材料便是证据。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其直接冠以黄帝名或班固等人注其“依托”黄帝者，就有十二类二十六种之多，是先秦规模最庞大、最系统的理论体系。其中不仅有《黄帝四经》等黄老学派的著作，还包括有历法书、阴阳家书、术数家书以及《黄帝内经》等多种医家著作。在百家争鸣中，不只是某一个学派接受过黄老文化的影响，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各主要学派都接受过黄老文化的影响，其理论体系构成中都有黄帝文化的元素。所以说，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

上述这些轴心时代的人类文化“早熟品”，是人类走到今天一直秉持的瑰宝，那些先哲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甚至决定着当今人们的世界观。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人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到，中医药文化从5000多年前生发到如今，一直贯穿中华传统文化始终，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早熟型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医药文化的圭臬《黄帝内经》，与中华其他经典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内证的实践”，其内生的哲学逻辑，给后人开辟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强大思想理论工具。从社会层面来看，《黄帝内经》讲述的天道、世道、人道、医道，上可治国，中可治人，下可治病。从中医药文化层面看，从汉代的张仲景到当代的国医大师，无不直接从经典中汲取营养，它不仅像西医一样讲医疗道理、原理，更超出西医，在讲医疗哲理的同时，讲自然与社会的哲理，这就是中医药文化经典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历经改朝换代、各种革命，中医药文化模式依然指导并适应时代的前行，说明它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这就是它的合理性，因而在历史发展逻辑中传承。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演进的大潮中，不管是前浪还是后浪，“安身立命”都在中医药文化的历史延长线上展开。中医药文化参与开创的中华文明的文化态度、文化动力、文化定力，形成的文化基因，决定了所有生存在这个疆域里的后代一脉相承。中医药文化参与开创的中华民族主体意识、本位文化的确立，一经形成，万古不灭。

可以说，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历史根基、精神标识、当代价值、国际视野、人类高度。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同样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贡献的逻辑起点和内生动力的重要组成。

2、中医药文化从何谈起？

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一般来说，谈中医药文化，必谈《黄帝内经》，这是绕不过去的经典。此外还有《世本·作篇》说：“神农和药济人。”《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广博物志》更是记载道：“神农始究息脉，辨药味，制针灸，作巫方。”也就是说炎黄文化是中医药的基础。

然而，最初中医药经验集大成者和理论归纳者《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是诞生于先秦《易经》《尚书˙洪范》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成形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它的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但是，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起点，远远不止在阴阳五行学说。也就是说，中医药文化的文化鼻祖，还要从炎黄二帝的采药治病实践和理政治国实践中来寻找。

中华文化的主体是黄河文化，黄河文化的中心在中原地区的河洛文化圈内，河洛文化圈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从黄帝故里升起，从此中华文明就有了原生态、划时代、节点性起点和标志。特别是随着黄河文化中华文明第一次高峰的到来，其标志是诞生在新郑的轩辕黄帝的建政立业，开创了华夏民族立起来的模式，开辟了华夏民族生存与发展5000多年的道路，开创了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原生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炎黄二帝是中国传说中上古同时代的两个氏族领袖，他们结盟共建了大一统的华夏民族，他们共同开创的文化，统称炎黄文化。因此，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起点和内生动力。5000多年来，炎黄文化一直是黄河文化、中华文化的主旋律。

炎黄文化开创的华夏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模式，找到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在四大古代文明中独存的解码器，这就是海纳百川包容共济的生存与发展模式和文化生态。         

炎黄文化的伟大功绩，一是以统一古代氏族部落和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解决了最初的华夏民族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现实工具问题；二是以血缘、姓氏解决了中华民族的信仰和纽带的历史传承问题。

炎黄二帝最初揭示的是什么宇宙观、方法论呢？

《帝王世纪》说：神农“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史记·补三皇本纪》也说：神农“遂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路史·后记》更是说得具体：神农氏“乃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阳主筮。于是通其变以成天地之文，极其数定天下之象。八八成卦，以酬酢而祐神，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这个以《易经》为主要代表的太极文化的种子，应该说在炎帝时期已经种下。

黄帝故里新郑具茨山岩石上发现大量的点线状符号（亦称具茨山岩画），经运用地质学、类型学、岩画的微腐蚀断代研究及其他年代测定等多种科学检测，测定具茨山岩画最早的距今约3940至4850年，与黄帝在世活动时期相吻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岩画研究中心主任龚田夫认为：具茨山岩画可能是古人“和上天对话”，原始艺术作品包括岩画应该都是与原始巫术有关的。甚至从世界岩画研究中心及国内著名岩画专家对世界凹穴类岩画的研究结果看，具茨山凹穴类岩画的年代可能要出现在10000年以前。其中许多符号类似河图洛书和星象，这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符号哲学。

本体哲学普遍性形成规律是：从符号哲学和言语哲学向语言的哲学体系最终形成时，必须经历数千年历史的沉淀过程。符号哲学出现，是在语言体系形成之前；言语哲学产生则可能在语言体系形成过程之中。

从上述的传说记载和考古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文明始祖炎黄时期，中国的符号哲学和哲学言语体系都已见雏形。也正是在这样河图洛书的符号哲学基础上，言语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才得以确立。中医药文化最大限度地吸收并演绎了阴阳五行学说这个宇宙模型，完成了中医药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传承模式。

因此，中医药文化要至少要从炎黄文化讲起，而不仅仅是从《黄帝内经》谈起，《黄帝内经》是炎黄文化演绎天道与世道、人道的一座高峰，其中的医道是主要组成部分。

3、中医药文化与中医药文明不必纠结

时至今日，社会上一些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人，还

在讲中华传统文化起始于孔子、老子。殊不知孔子、老子传教中非常注重“祖述前言”。

清朝末年，康有为等人反对以帝王年号纪年，仿效西元以耶稣诞生为纪年之始的做法，搞了一个“孔子纪年”。同时“少年国学大师”刘师培提出采用黄帝纪年。孙文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宣布将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实际上，汉代史书《汉书·律历制上》就记载了先朝的古六历，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古六历不仅在史书上有记载，考古文物也有证实。1972年山东省临沂市出土的银雀山汉简就详细记载了颛顼历。所以黄帝历是真实存在过的，也是汉字史书记载能够从未中断的原因。

从这些纪年、古历，我们看到，不管历史文化有多少争议，黄帝作为中华人文始祖是有成论的。然而，作为文化和文明的标志物，时常面临在描述中“纠结”的尴尬。关于中华人文始祖，目前也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黄帝是中华文明始祖。

狭义地说，中医药是中医药文化还是中医药文明，这些基本概念需要给予理论的阐释和逻辑的回答。实质上，这是一道难题。试简述如下：

其一文化和文明都是对人类教化的表述。从教化的程度、范围、结构、体系等诸多抽象层面看，特别是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运行机制、传承的路径等理性成分与水平，文化概念的外延大于文明，文明概念的内涵精准于文化。换句话说，文明是文化教化程度的升级版。

其二从出现的时间代序上看，文化要早于文明。人类早期的文化还仅限于原始的语言、工具和火地使用，甚至类人猿也有类似文化。早期人类的文明成分和文明程度还远远少于文化成分，也就是“粗放型”的原始群居文化，还没有进化到“精细型”的制度文明。

其三文明的社会级标志就是大一统的社会组织的建立。因而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宏观上以炎黄建政立业的大一统为分界线，以前的人文现象为文化，以后的人文现象为文明。

其四从动机和行动来看，早期人类下意识的群体行动是文化，后来人类有意识地自觉行动是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动谋求更高级的文明。

其五从广义的文化角度说，原始的中医药文化诞生于炎黄文化之际。从狭义的文化角度讲，《黄帝内经》诞生之后，中医药文化的逻辑、体系、结构逐渐完善，有了更多的中医药文明含义。那么中医药就以其跨越文化与文明分界线的特点而风行于世。

因此，我们说中医药文化，是指在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医药精细化的文明。这就是中医药文化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部之学”的意义。

二、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基础的主要构成

总书记指出“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这是在对500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得出的真理性总结。

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源流来看，5000多年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佛家进入中国前实质上有道家和儒家两个体系、两条路径，随着佛家文化的进入，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共襄中华文化的局面。

从中华文化发展史，我们看到，中医药文化全方位地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与中医药文化一道并行于中国历史。其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二是儒家以治国安民的热情，在追求“天下太平”的路径上“显性治世”；中医药则以治病救人的理性，在追求“天人合一”的路径上“隐性安国”。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在历代治国理政的宣教地位自不必赘述，下面我们主要谈谈中医药文化在人脉、文脉、国脉中流传至今的路径与价值，即中医药在救民安邦中的价值与意义。

1、黄老之术与道家的文化价值。

道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宗教流派，古代就有“炎黄立国，太上赐教”的说法。道家以黄帝为始祖、老子为道祖、张道陵为教祖，中国道家按道历来讲已有 4700 多年的历史了。

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得益于道家，道教也参与承载着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所取得的许多主流成果，如四大发明、中医、武术、酿造技术、物理学和化学（道家的炼丹术）等，可以说都是道家人物或精通阴阳辩证思维的人所创造的。其中许多成果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性文化。派生于道家的道医，与道家的流脉轨迹相辅相成，道医与中医起源、流脉相重叠。换句话说，道医是中医的主要构成。

关于对道家的评论，历来众说纷纭。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鲁迅的一句总结很有代表性，即“中国根底全在道教”。鲁迅是把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实际上，作为文化的根基，历代统治者都对道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从反证角度看，清朝政权认为消灭汉人的意志首先是消灭道教，也就是消灭文化支撑。因此从入关后对道教的血腥屠杀，到后来改变策略“在妥协中消灭”，至清代末期有规模的道观已不多见。

实际上，纵观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一个主要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的历史上，道家、中医、军事、理政是相辅相成、没有截然区分的。因而道家、中医药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诸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中医药文化隐性传文脉。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文明中对蕴藏在自然规律背后的、推动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根本因素的描述，是各种事物孕育、发展、成熟、衰退直至消亡的原动力，是奠定中华文明逻辑思维基础的核心要素。阴阳学说认为，阴阳两种相对的气是天地万物源泉。宇宙万物任何事情都可以一分为二，阴阳相合，万物生长。五行学说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是构成宇宙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人的社会现象也要遵循这五类物质的不同属性。这就是中华传统的文化和文明的核心逻辑。

出世的道家和入世的医家，构成道家的两个流脉。其知识原点和结构都是传统的黄老之术，只是文化工具使用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比如中国文化的根脉阴阳五行说，既是道家的核心思想基础，也是中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的核心构成。中医药在几千年的传承中，须臾未有离开过阴阳五行的哲学范畴，并以阴阳五行为主脉，贯穿始终。

中医药的经典《黄帝内经》，参与了中医药的发轫，见证了中医药的发展，记载了中医药的发现。同时，《黄帝内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医书，在阴阳五行学说架构下，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对立统一的哲理内核，阐释了上可治国的学理和中可治人的道理以及下可医病的原理，乃至事物发展变化的哲理，形成了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学理、道理、原理和哲理四个层面的逻辑闭环。学理解决了中医药天人合一的路径，是为道路自信；道理解决了中医药的阴阳转化和五行运化的机制，即制度自信；原理解决了中医药的辩证方法，成为理论自信；哲理解决的是中医药哪来的、哪去的、是什么、为什么、凭什么的体系，构成文化自信。

《黄帝内经》在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中，处处体现着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阴阳五行学说被用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用于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中医药学里，阴阳五行二者皆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精神等为其物质基础；都是从宏观自然现象、包括人体的变化规律，用取象比类的方法，来分析、研究、解释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及人体内外的各种关系，并指导临床辨证与治疗。了解了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精神的运化道理、原理、哲理、机制，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在病理上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中医药从治疗到保健，有的放矢、靶向精准。

阴阳五行哲理自身具有三个特点：统一、对立和互化。阴阳五行相互依存，同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伴随事物终身，决定事物发展的进程。对人体的认识，也是这个动态过程的演绎。在《黄帝内经》描述的这个动态过程中，对人体的认识与开发，就有了理论依据。不论是“自证”“内证”还是“他证”“外证”，中医理论都有了充分指导实证的实践。因此，《黄帝内经》是指导我们通过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精神的运化，实施中医药治疗与保健最基本的思想理论基础和行动工具。可见，中医药文化是阴阳五行学说最好的演绎者。

中医的实证路径与方法，与西医有所不同，不能说西医就是唯一。中西医都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结晶。同时，随着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中医药的现代科学实证，不断得到证实，比如哈佛团队在《Nature》上证实针灸“足三里”穴位可以治病。相信随着中医药典籍的解读和新的分析工具与方法的使用，还会有中医药成果不断被社会认可。

3、治国理政的道医把国脉。

在孔子的时代，士需要学习六艺，即礼、乐、射、

御、书、数，学会了这六种技能，就能服务贵族、获得报酬。这样的士人，被称为儒。这便是儒家的起源。儒家一开始的知识与智慧的起点，就是建立在传统的阴阳五行文化体系基础之上的。

儒家是“百家”文化集大成者，尤其是儒家创始人

孔子，三次主动求学，拜于道家始祖老子门下问政，因此在儒家的原始文化基因里注入的是道家的血液。

皇权时代、从董仲舒起，儒家就开始转变观念，委身于孔子孟子的理想之外了。以“儒林领袖”著称的王莽篡位，运用“五德终始说”立纲理政，儒其表，道其里。历朝的帝王，表面上褒奖孔子，不遗余力加封孔子各种封号；而实际看重的，不过是被加工篡改后的儒家伦理，为皇权统治带来的种种方便和好处。在这两千多年从未间断的、“人造孔子”的过程中，孔子原本的思想、真实的人格，被不断掩盖扭曲，已面目全非。甚至唐代李白有诗讽刺孔子：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历史“不被重视”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黄老之学培养出中国人特有的阴阳辩证思维方式。每到王朝末期、新王朝开国之初，战争和社会动荡，要求解决激烈棘手的矛盾冲突，这时就会有杰出的道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大量涌现。先秦第一国师道家姜子牙，为文王、武王之师，倾商立周。兴汉三杰之首张良，拜秦汉时道家黄石公为师，授《太公兵法》。三国时蜀汉军师诸葛亮是道家。十六国时期前秦被称作“功盖诸葛第一人”的丞相王猛亦是道家。唐朝初年道家李勣（徐茂公）为国师，一生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深得朝廷信任和重任。宋初以谋略见长的国师苗训，师从道家陈抟老祖。成吉思汗三次召见元朝国师道教全真派代表人物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明朝道家、国师刘伯温，辅助朱元璋消灭群雄、推翻元朝。这些道家都是通才，知天道，明世道，通人道，善医道，他们运用这些知识、智慧、工具，诊国脉，把人脉，治国理政，治病救人。充分展示了道医的政治、军事、文化价值。

因此，中医药文化在治国理政方面同样发挥着把脉全局的重要作用，这就是中医药文化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头部之学”的价值。

4、新时代中医药的守正创新与继往开来

从时代背景、国际背景面临的千年梦想、百年巨变，我们看到，黄河文化、炎黄文化孕育下的中国核心价值观，有一个跨越古今的目标，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对世界未来的描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宣示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中医药文化有责任、有能力勇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汇奋进之力量，成华夏之荣光，助人类之健康。

首先，在国际上我们关注，中医药历史上在国际的传播和影响，中医药在当前抗击新冠疫情的价值和意义，中医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面的前瞻展望。从全球战疫成果看，中医药独树一帜，战果斐然，具有国际交流互鉴的价值。

其次，在文化上我们关注，中医药文化的本质与源流。中医药文化从生发到如今，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早熟型文化的典型代表。

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明确了未来十五年我国中医药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是新时期推进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就特别提出要“将中医药基础知识纳入中小学课程。”这就是说，中医药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传承传统文化、中医药文化要从娃娃抓起。建构民族后代的知识体系，要从中医药文化做起。

再次，在国家建设上我们关注，发展中医药产业、中医药事业的大政方针和最高领导的重视，落实总书记到南阳调研、对推动中医药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具有国内引领的价值。中医药在不忘初心和民族复兴中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解读。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是国粹、是非遗，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计民生具有重要价值。

因此，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路径，做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对中医药产业化的设计与展望。

最后，在中医药的专业上我们关注，其一是普度众生，从驱瘟避疫这个角度，以中医药专业来介绍中医药治病救人的普遍性价值与意义。其二是对症治疗，从救死扶伤这个角度，以中医药治疗疑难杂症，讲述中医药的特殊性价值与意义。其三是从预防疾病的角度，阐释“上工医未病”预防医学的价值与意义，推广中医药养生的哲学与智慧。其四是探讨精细化、大数据工具下的中医中药产业开发。

作者：

黄海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邮箱：kwtzh@163.com